警示教育

教育系统腐败典型案例剖析

庭审白听，贿赂照收，终蹈覆辙

——四川省乐山四中原校长唐学军

利欲熏心、不思悔改

“全校我说了算”，身为校长，他独断专行、胆大妄为，对商人的“感情投资”一一笑纳、来者不拒;“应该不会出事”，在“风平浪静”的观望中，他伙同学校总务主任、会计、出纳，从土地租金、学生军训费、考试费、教辅资料费、油印费中攫取“利润”，设立小金库，用于私分、发放补助等;面对组织调查，他授意财务人员销毁小金库账目，公然对抗调查。

“我对检察机关所指控的贪污受贿事实无意见。”在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法院公开审判席上，乐山四中原校长唐学军低头认罪。

备受社会关注的乐山四中腐败案中，除唐学军外，涉案的乐山四中原总务主任、出纳、会计3人也已被移送司法机关。系列案件涉案金额达700多万元。

【案情回顾】

胆大妄为，在担任校长9年间学校小金库资金达560万元

2016年5月，乐山市市中区启动党风廉政建设首轮巡察，针对群众反映的有关新桥中学校长唐学军(乐山四中原校长)在两校任职期间存在设立并私分小金库、受贿等问题线索，把乐山四中列入巡察重点。

唐学军2012年8月起担任乐山市新桥中学校长，此前曾在乐山四中任校长9年。

在乐山四中巡察时，巡察人员发现财务账面没有问题，但在学校工会主席的笔记本上发现了疑点：2011年3月将活动余款3740元交给校长唐学军;2009年9月学校食堂、小卖部创收45万元，但学校财务账面显示只有20万元……经进一步调查，巡察组在财务办公室发现了与小金库有关的零星资料。

“大部分账册资料，在你们进驻前已转移到了我家。”学校会计林某向巡察组交代了藏匿资料的事实。

6月中旬，区纪委介入调查。调查发现，乐山四中自2003年唐学军任校长时开始设立小金库，至2014年8月撤销，11年间往来资金达600余万元，其中仅唐学军任校长的9年间就收入560余万元。收入来源主要有土地租金、学生军训、考试费、教辅资料费、油印费等，主要用于发放补助等。

“小金库里一定还有文章。总务主任一直未换人，应该最了解情况。”调查组果断将总务主任毛某作为调查的切入口。

面对调查，毛某很快交代了其在原校长唐学军授意下，与会计林某、出纳伍某4人私分小金库资金、销毁小金库证据资料、对抗调查的事实，撕开了唐学军违纪问题的缺口。

独断专行，“全校我说了算”，对商人的“感情投资”一一笑纳、来者不拒

私设小金库，是唐学军迈向歧路的第一步。2003年，唐学军从一线骨干教师走上乐山四中校长岗位。几个月后，在“应该不会出事”心理驱使下，他串通学校总务主任、会计、出纳大肆攫取教育资源中所产生的各种经费，设立小金库，用于“提高教师福利及工作协调”，并形成管理小金库的团体。小金库运行一年多后，唐学军在“风平浪静”的观望中，开始伙同“小团体”成员私分小金库中的资金，几年间他自己共分得18.5万余元。

学校教职工反映，唐学军作风强势，统揽学校的审批权、财权及各种事务的决策权，形成“一言堂”家长式作风。食堂承包商、教辅资料供应商、服装商、饮用水供应商等，都主动送钱以进行“情感投资”，唐学军一一笑纳，可谓来者不拒。在任乐山四中校长的9年中，他共收受贿赂10万余元。

在“全校我说了算”的氛围中，唐学军的胆子也越来越大，在近年来高压反腐的态势下，依然顶风违纪。

2013年4月，市中区纪委查处了水口中学腐败案件，移送司法机关3人，并组织全区中小学校长召开教育警示会;2014年12月，该区纪委又查处了悦来学校腐败案件，移送司法机关4人。区法院对两校校长的庭审，唐学军都参加了旁听，但当时已任新桥中学校长的他并未警醒，而是保持在乐山四中的贪腐惯性，依然继续大肆收受贿赂。

2013年6月，乐山某净水公司与新桥中学签订了10年供水合同，并承诺向唐学军返现20%。2014年至2015年，该公司股东刘某分3次向唐学军行贿4万元。唐学军还收受服装商、教辅资料商送的“感谢费”5.5万元。2012年9月至2014年6月，唐学军还指使有关人员向学生收取“油印资料费”，用来设立小金库，19万元小金库资金主要用于发放补贴。

“我没有从身边的人和事中汲取教训，在水口中学、悦来学校案发后，不断有同学、朋友善意提醒我不要出问题。但我无法自拔，继续受贿、私设小金库，侥幸地认为只有当事的几个人知道，不会被查到。”直到最后，唐学军还认为是侥幸心理害了他。

【案后漫议】

据了解，目前学校大都实行校长负责制，作为校长同时兼任学校的党支部书记，是名副其实的“一把手”。

和其他行业领域一样，教育系统贪腐现象的主因仍是领导干部“一言堂”，权力不受监督。比如，现在校长们权力范围较广，承办的部分工作如招生、入编、工程、采购、公车维修、学校饭堂的肉菜配送等等，尽管学校召开行政会进行讨论，但最终仍由校长说了算。

另外，有些校长将各项权力统揽在手中，任期又较长，于是就成了学校里说一不二的权威。有的校长作为学校的创建者或首任校长，一直任职到‘出事’，时间一长，其手中的权力和资源一旦没有监管和把控好，在这个相对独立的‘王国’里，也就容易导致权欲膨胀、权钱交易。

专家指出，要抓早抓小，强化监管制约，为校长权力行使戴上“紧箍”。学校的管理机制要规范，不能在封闭的小圈子里一个人说了算，要通过校务公开化、分权与制衡等，防止校长权欲膨胀。同时还需同步强化外部监督，形成一个责任明晰、监督到位的良性运行体系，驱除校园滋生腐败的基因，还校园一片本色的净土。

灵魂工程师们的堕落

——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系列校园腐败案剖析

2012年下半年以来，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纪委、监察局严肃查处了该区三名中学校长受贿案，涉案总金额120余万元，三名涉案中学校长均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案情回顾】

阳关道上，失足落马

贝建荣，男，1964年10月生，浙江嘉兴人，曾任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中学、王江泾镇中学校长。

出身于农家的贝建荣，依靠自己的勤奋努力考上了大学。毕业后，他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在工作岗位上踏实肯干、兢兢业业，从普通教师逐步被提拔为学校中层、副校长直到校长，人生可谓一帆风顺。但自从担任中学校长之后，他的人生轨迹开始发生改变。

2003年，贝建荣就任秀洲区王店镇中学校长。上任之初，贝建荣心中颇有一番抱负，做事讲原则，做人讲党性。然而，随着社会关系越来越复杂，接触的人越来越多，贝建荣的心理起了变化。看到别人花钱如流水，活得很潇洒，而自己却过着穷酸日子，身为一校之长的贝建荣难以找到心理平衡，思想上逐渐放松警惕，开始接受别人的小恩小惠。

2004年年底，学校校园商店承包人徐某某到贝建荣家中拜访，感谢他对自己的关照，临走时放下一个厚厚的信封，说里面是1万元现金。贝建荣假意推辞了一番，最终收下了钱款。校园商店是个“香饽饽”，谁都想承包，徐某某送钱只不过是想继续拿到承包权。之后七年，徐某某每年年底都按照惯例到贝建荣家中“拜访”。同时，徐某某也一直承包着校园商店。

这一类的上门“拜访”者并不止徐某某一人，食堂承包者王某某也是贝建荣家中的常客。在贝建荣的关照下，王某某顺利将食堂承包方式变为托管经营，从而每年多赚10多万元。为表感谢，王某某曾一次性送给贝建荣现金10万元。就这样，贝建荣在担任王店镇中学、王江泾镇中学校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大肆收受校园商店承包人、食堂承包人、工程项目承包人等所提供的贿赂款40余万元。

2012年11月，贝建荣因受贿罪被秀洲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7万元。

年过半百，晚节不保

张解林，男，1956年11月生，浙江嘉兴人，曾任嘉兴市秀洲区油车港镇中学校长、区教文体局教育研究培训中心副主任。

年过半百、已经退居二线的张解林在外人眼中是标准的“老黄牛”形象，上下班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手中的手提包也是破烂不堪。但就是这样一个别人眼中的“老实人”，利用职务之便谋起私利来却毫不手软。

2004年，油车港镇中学开始建设新校区。作为油车港镇中学校长和甲方单位负责人，张解林成为工程承包人眼中的“红人”。工程项目中标后，工程项目承包人胡某某、徐某某多次约请张解林吃饭、娱乐。很快，张解林与他们变成了称兄道弟的朋友，并在工程项目资金支付、验收等环节给予二人不少帮助。为表感谢，胡某某曾先后分几次送给张解林贿赂款共15万元，徐某某的贿赂款也有5万元。

“我考虑问题太简单了。我老婆身体不好，一直没有生育，女儿是领养的。我就想多捞点，将来能和老婆安享晚年。”正是这种错误的想法，诱使即将退休的张解林作出一反常态的行为，大到收受工程承包人、食堂承包人的贿赂款，小到收取班级制作牌人员、学生家长的“红包”，他不计多少，尽数笑纳。在担任校长期间，他所收受的贿赂共计38万元。

2013年8月，张解林因受贿罪被秀洲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八个月，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5万元。

利令智昏，精英“失算”

戴国强，男，1966年2月生，浙江嘉兴人，曾任嘉兴市秀洲区洪合镇中学、油车港镇中学校长。

作为秀洲区教育系统的领头雁，戴国强的人生履历中有着一系列光环：他身为中学数学高级教师、嘉兴市数学会理事、秀洲区教育学会会员，曾经荣获浙江省优秀教师、嘉兴市数学学科带头人、秀洲区先锋校长等荣誉称号，称得上是嘉兴市的“教育精英”。然而，这些荣誉光环的背后却隐藏着惊人的腐败秘密。

在戴国强担任洪合镇中学、油车港镇中学校长期间，两所中学都进行了大型工程项目建设。戴国强利用职务之便，在工程项目上大捞油水。在收受贿赂的过程中，戴国强表现出其精明的一面，就是从不收取别人送的“红包”，对小恩小惠也是嗤之以鼻，为自己塑造出一副廉洁奉公的清高形象。但实际上戴国强内心有“小算盘”：同样承担风险，要拿就拿大的。这也正是他一直坚持的“准则”。在任校长期间，他曾分别收受基建工程承包人颜某某贿赂款15万元、胡某某贿赂款10万元，景观工程承包人张某某贿赂款10万元，食堂承包人徐某某轿车一辆。

贝建荣等人的案件曝光后，戴国强心中感到不安。但他所采取的行动不是向纪委或司法机关主动说明自身的经济问题，而是为逃避查处做足功课。为填平其收支不符的窟窿，戴国强利用“聪明才智”，伪造了一份家庭收支流水账，将大笔受贿款项分解成加班费、会务费及有关人员送的小额现金，随身携带并拿给谈话人员看，以强调其收入合法，并无受贿情况。然而，在铁一般的证据面前，这些小把戏很快被识破，曾经的“精英”不得不在法律面前低头认罪。

2013年3月，戴国强因受贿50.46万元，被秀洲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10万元。

【案后漫议】

近年来，在市场经济大潮和社会不正之风的冲击下，某些灵魂工程师受利益驱使，堕落为罪犯，一向被视为“净土”的校园成为职务犯罪的多发地。

导致三名中学校长走上犯罪道路的内因是人生观扭曲、价值观倾斜、法制意识不强。他们忽视政治理论学习和世界观的改造，放松对自身的要求，以致受到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和腐朽思想的侵蚀，心理失衡，利令智昏，最终堕落到利用手中的职权、便利条件搞权钱交易、搞侵吞、谋私利，在犯罪的道路上越陷越深。

内因至关重要，外因也不容忽视。存在于教育系统内部的管理混乱、监督制约机制流于形式、“看重业务能力，轻视廉政教育”等不良因素使得腐败蔓延滋长，基建、采购、后勤等部门成为校园腐败的“重灾区”。

预防教育系统贪腐，挽救教育信任危机，需要有关部门认真查找教育系统内部存在的问题，在完善体制的基础上，加强对教育工作者的监督和管理，多方着手以有效减少腐败现象。

深度剖析

近年来，教育系统腐败问题频发，已经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一些学校领导通过乱收费中饱私囊，或在基建采购中谋取不正当利益，等等。这些问题的发生,直接损害了群众利益,也严重影响了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为增强系统预防效果，我们对此类案件进行了综合分析，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注意。

1.“账外账”具有普遍性。有关案件资料显示，一些学校违规向学生收取诸如择校费、招生费、赞助费、教辅资料费等费用后，除部分用于购置教育设施设备、改善教职工待遇外，大都将这些经费及供应商以“劳务费”等名义给予的“回扣”存入“账外账”(小金库)，为滋生腐败提供了土壤。

2.基建采购为发案重灾区。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各级各类学校办学规模迅速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每年都会有包括图书资料、仪器设备、基建维修材料等在内的大宗物资采购，而不少学校经济活动管理制度并未健全完善，加之经费来源和使用的多渠道、多领域，使基础设施建设、物资采购等环节成为发案重灾区。

3.逢年过节是问题高发期。教育系统腐败案中，单笔受贿数额较大的比例不高，受贿时间多集中在逢年过节等重要节点，涉案金额较大或巨大的案件也往往是通过一段时间的连续作案累积所致。纵观教育系统贪腐案件，行贿人往往利用逢年过节拜访走动的传统习俗，进行放长线式的“感情投资”。据相关案例分析，不管是基建工程，还是物资采购，或者教师调动、学校中层干部的任用等等，涉案人员收受贿赂时间多集中在春节、中秋等传统节日，一些违纪问题也是缘于“迎来送往”。诸多案例表明，在“礼尚往来”的掩护下，“廉关”的界线容易模糊，成为贿赂案件的高发期。